「巴布狄伦的七段航程」去年在金马国际影片观摩展中亮相,轰动一时。
去年的金马国际影展,美国传奇歌手巴布·狄伦的传记电影「巴布·狄伦的七段航程」,绝对是影迷、乐迷最期待的影片之一。然而全片映完,不少人只觉莫名其妙:狄伦的抗议歌手形象哪里去了?怎么连Blowing in the Wind都没听到?
对大多数国人来说,抗议(反战)歌手、Blowing in the Wind,几乎就等于狄伦。正由于这有限的认知,狄伦被凝固成60年代的一个符号,彷佛仅供凭吊的活化石。然而狄伦如果只有这样,他就不是狄伦了;今年的普利策奖特殊贡献奖,也不会献给他──尽管公认「狄伦不需要普立兹,是普立兹需要他」。
那么,狄伦到底是谁?「七段航程」以六位不同肤色、性别、年龄的演员诠释狄伦的神来之笔,或许正可回答这点:狄伦难以定义,他像电影交错复杂的结构一般变化无穷,甚至各演员的演出角色都各有其名,不叫狄伦。你看到的狄伦,只是来自不同向度的观察,而他根本「不在那边」(「Im not there」,原片名)──他已奔得更远。
狄伦少年时抱着木吉他弹唱的模样。
又「波」又左的狄伦
狄伦的抗议民谣源头,来自美国左翼民谣之父伍迪·盖瑟瑞(Woody Gurthine)。1959年,18岁的狄伦首次听到盖瑟瑞的歌,「如闻百万吨炸弹引爆,从此人生丕变」,一度决定「只唱盖瑟瑞的歌」。然而很快有乐界人士点醒他,太多人学得比他好,模仿毫无意义。
事实上,狄伦的背景与工人出身的盖瑟瑞差距甚远。在自传「摇滚记」中,狄伦自述「从小到大总在等待自己的时机」,并在大一辍学离家,查找「垮掉的一代」代言人凯鲁亚克名作「旅途上」中五光色的大城市,然而盖瑟瑞则切实经历过粗砺的土地风霜,流汗流血。
「剑桥大学摇滚与流行乐读本」也道出狄伦和盖瑟瑞的差异。「狄伦所在的俱乐部场景,与其说是民谣,不如说是波西米亚社群……他们和享乐主义的关系大于和社会主义的关系。」这预示了狄伦不可能仅走抗议路线。无论如何,狄伦的波西米亚性格与左派养分,即将交织出奇异花朵。
狄伦第二张专辑「The Freewheelin Bob Dylan」造成轰动,传记电影「巴布·狄伦的七段航程」中,就由「断背山」希斯·莱杰重现专辑封面这一幕。
「抗议歌手」狄伦
1961年狄伦来到纽约,在俱乐部驻唱出片,并于1963年以第二张专辑「The Freewheelin Bob Dylan」大放异彩,「Blowing in the Wind」被誉为反战国歌,「Master of War」被选为史上最佳抗议歌曲,「A Hard Rains A-Gonna Fall」则被认为预览冷战时代。
然而,狄伦数次否认他人对他的词义诠释。他说自己只是自然发抒心声,并非以抗议为宗旨,但「抗议歌手」卷标仍挥之不去。随着他在金恩博士「我有一个梦」演讲后演唱、发行「The Times They Are A-Changing」专辑后,他更俨然成为反战、民权运动代表,越来越多人追着他「给这个时代解答」。
自传中,狄伦屡次强调受够被神化为「反叛的老大」、「抗议的祭司」,更厌烦媒体甚至琼·拜雅要他出面「担当一整个世代的良心」。他这么咆哮:我不是任何事或任何人的代言人,我只是个音乐人!
转向摇滚乐的狄伦
狄伦以一把木吉他、一只口琴,树立民谣创作歌手的标准形象,影响甚至远及台湾70年代的「唱自己的歌」运动,但他对音乐的想像并不仅此。在纪录片「Dont Look Back」中,24岁的他多次声明:我不是民谣歌手。
那年,他推出首张摇滚专辑「Highway 61 Revisited」,并在新港民谣音乐节将木吉他插电演出,气得民谣大老彼得·席格差点用斧头劈掉电源线,不少观众更怒斥他背叛民谣。这股反对烈焰,在1966年著名的亚伯厅演唱会中,一位观众高骂狄伦「犹大」掀到最高潮。
台湾公认的狄伦行家马世芳指出,狄伦结合民谣及摇滚,催生全新乐种「民谣摇滚」,不但突破音乐类型限制,更是60年代各领域打破分类、重新融合的滥觞。
摇滚乐也受重大启发。猫王带动的摇滚乐,原本限于感官层次,被狄伦提升到精神层次,影响The Beatles等新秀,奠下摇滚乐深度。
游走各乐种的狄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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