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如果需要反省，时间是最清醒的智者；如果需要怀旧，音乐是最好的手段；如果需要证明，这个被称为“中国第一吉他手”的音乐人，在摇滚圈甚至有“南捞仔、北老五”的说法，他，无疑是讲述近二十年来中国流行音乐发展史的风雨历程的最佳人选之一。直到现在，捞仔依然如活化石般诚实可靠，又鲜活动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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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家讲坛
第三十四期
对话人 宋寻
捞仔
捞仔本姓吴，浙江义乌人，1967年3月出生。著名音乐人。上个世纪八九十年代活跃于广州乐坛。相继在“太平洋”、“中唱”、“卜通100”等乐团里游荡，声名鹊起，在摇滚圈也有“南捞仔、北老五”的说法。
80年代末，捞仔在广州五羊新城成立了“捞仔录音室”，完成了他从吉他手到音乐制作人的转型。音乐征途上，作品不断：陈明那首《寂寞让我如此美丽》就是出自他手，还有《水晶之恋》、《阿姐鼓》、《央金玛》、《冈拉梅朵》、《天籁绝唱》等编曲，好评如潮。
2005年，他为影片《可可西里》制作的音乐，获得了2005年金鸡奖最佳电影音乐的提名；2007年底，他开始参与奥运会火炬传递音乐的制作和录制。2008年初，在全国各大影院热映的电影《集结号》的音乐也是出自于他的手笔。
黄金时代
“80年代的唱片市场很不错，音乐也纯粹”
上世纪90年代初期到90年代中期的广州被认为是中国流行音乐的天堂，捞仔和众多优秀音乐人一起迎接并亲身体验了中国流行音乐的第一个黄金时代。这个没有假唱、没有选秀、没有网络歌曲的时代，被捞仔称为——“纯真年代”。
南都周刊：80年代末期，你就去广州当了“南漂一族”。当时的音乐大环境是什么样的呢？
捞仔：八几年的时候，中国处在百废待兴的历史时期，几乎所有行业的整体水平都比较低。当大家都不会的时候，你会了；大家都不做的时候，你做了，那么你脱颖而出的机会就比较大了。当然音乐这个行业也不例外。到了1987、1988年左右，这个行业中创作、演唱、录音、制作、出版、发行、演出等各个环节都在飞快地运转。
南都周刊：听说那时候的唱片卖得相当火爆？
捞仔：80年代的唱片市场的确很不错，像费翔的卡带那时候能卖出好几百万盒。但是90年代后唱片市场就没有再好过，因为有了盗版的出现。1995年以后，CD慢慢取代了卡带，盗版就更加猖獗了。歌手的主要收入也只能依靠演出，但这也是没办法的事情，从唱片市场来说，我们处在社会的变革期，全球都面临着这个困境，新的载体在重新洗牌。
南都周刊；当时的音乐环境是不是相对现在要单纯许多？
捞仔：直到90年代中期为止，音乐环境都相对单纯。虽然那会儿制作唱片的成本还不到现在的十分之一，录音棚的设备也比较简陋，别说达到国际水准，跟港台也相差甚远。但是那时候社会诱惑没这么多，也没有网络，音乐人就真的把做音乐当成最大的乐趣。心安静一点，音乐也会纯粹一些。
“南漂一族”
“那个时候，红歌星的出场费能达到好几万一场了”
在整个市场几乎被港台音乐所垄断之时，大陆流行乐坛开始猛醒！首先崛起的是广州。毛宁、杨钰莹、陈明、高林生、林依轮……在这个广东流行音乐最辉煌的时期，一大批歌星诞生了。用“歌星”这个词并不为过，他们在唱片公司从香港借鉴来的那套先进体制的包装下，很快家喻户晓、星光熠熠。当时的广州带头吃起了“螃蟹”，扮演着先行者的角色。
南都周刊：在90年代初期的时候，广州的流行音乐为什么能发展得如此迅猛？
捞仔：广州靠近香港，流行音乐受香港的影响很大。香港回归前一直是英殖民地嘛！所以香港流行音乐的发展和欧美基本上是同步的，相对比较成熟。当时正处于改革开放初期，在全国人民都没反应的时候，广州就开始引进“签约制”、“包装”、“度身定做”、“排行榜”、“MTV”等一系列新的、系统的手段了。在这一时期，广州的原创音乐质量很高，有很多脍炙人口的歌曲，唱片公司的实力也非常强，尤其以太平洋影音公司、白天鹅唱片公司、新时代影音公司、中唱广州公司最为厉害。
南都周刊：像杨钰莹、毛宁、陈明、李进这批赶上了这个特定时期的歌手，当时的状况是什么样的呢？
捞仔：我是看着他们一点一点地红起来。毛宁、陈明、杨钰莹没红之前都是唱歌厅的。毛宁在星光唱，杨钰莹也是刚来广州。虽然生活并不窘迫，但其实他们都挺迷茫，有点儿不知道路在何方的感觉。还有那英，她虽然不唱歌厅，但是到处走穴，我在“太平洋艺术团”的时候，她还来做过演出。他们成名以后，状况就截然不同了。不过短短的时间，演出多了，价钱当然也高了不少，基本上绝大部分时间都在外地。而且当时还是卡拉OK的时代，所以几乎全国人民都会唱他们的歌。
南都周刊：那时候红歌星一场演出的价钱是多少呢？
捞仔：演出费那时候就好几万块一场了！现在好几万的都不多见，何况是当年。
南都周刊：当时公司包装歌手的策略上显得非常成功。
捞仔：是啊，像杨钰莹，还有再早之前的李玲玉。做李玲玉的时候，“白天鹅”唱片公司就搞过调查，中国那时候的人喜欢听的是日本演歌，还有闽南语小调，中国当时很多人还是喜欢那种小调调的东西。所以按这个路子，李玲玉就火了。
陈明的《寂寞让我如此美丽》是捞仔的成名作。
《集结号》的电影音乐也是出自捞仔的手笔。
“北上”风潮
“北京需要的仅仅只是时间”
灿烂的火花转瞬即逝。广东流行乐坛从1996年开始“急剧滑坡”，接着开始“水土流失”。大量音乐人的“北上”，导致了严重的人才流失，致使广州乐坛面临着一蹶不振的景况。“出走”成了当时广州乐坛最时髦又最痛心地名词。捞仔于2001年也加入了“出走”的音乐人行列，正式开始了“北漂一族”的生活。对于一直身处在这一变革中的他来说，如人饮水，冷暖自知。
南都周刊：最早有哪些著名音乐人带动了“北上”风潮？
捞仔：早期的解承强、李海鹰，后来就是浮克、樊孝斌、陈梓秋，然后是兰斋、毕晓世啦。歌手方面，有陈明、毛宁、李春波、林依轮、陈思思这些人吧。
南都周刊：为什么大家都放弃了曾经创造过辉煌的地方，纷纷选择“北上”呢？
捞仔：1995年开始，生存环境越来越差，一方面是北京的原创音乐发展得越来越好，形成了竞争；另一方面是本地盗版猖獗，唱片公司发展不景气，大批歌手开始陆续解约。很多音乐人都没饭吃，还谈什么做音乐，大家留在广州根本没什么机会。其实我现在的音乐基础都是在广州累积下来的，但是在广州这个大环境下，却根本无用武之地。
南都周刊：归根结底是什么原因导致广州音乐市场的衰落呢？
捞仔：严格来讲，不叫衰落，只是止步不前吧。我觉得还是因为广州音乐人受大环境的影响很深，变得现实，而且太过保守。有句广东话叫“揾食”，就是“赚钱”的意思。整天想着怎么“揾食”，盼着怎么从自费歌手那里掏出钱来，这怎么行？而且他们觉得一种音乐火了，就会持续火下去，这种观点我是反对的。当时开会我就和他们吵，说怎么可能大家只听一种音乐就够了？《两只蝴蝶》火了，不可能再来一首《四只蝴蝶》吧。他们考虑问题太实际，我觉得做音乐的人至少得有一种浪漫主义情怀吧。
南都周刊：这点上，南北差异好像蛮大的。
捞仔：区别很大，两个极端。北方很多人活在自己的精神世界里，所以他们在艺术上会比较坚持，对现实的问题思考得也会少一些，其实我刚才那样说广州人还算客气了。
南都周刊：那么，这几年你在北京还算得上是如鱼得水吧？
捞仔：我很早以前就说过自己是“音乐劳工”、“音乐苦力”，收入和歌手比相差太远。国内幕后音乐人的收入主要是以量多取胜，付出和回报不成正比，当然这和中国版税制度不完善也有很大的关系。不过北京毕竟是全国的文化中心，所以机会比广州多很多。很早以前，广州的音乐人在评价北方音乐及市场如何不好的时候，我就说过：那是今天，你们看着吧，北京所需要的只是时间！
“北京time”
“各式各样的人聚在一起，才构成了这个音乐圈。”
2000年后，“中国流行音乐”已经悄然把指针拨到了“北京time”，在这个新旧交替的时代，捞仔选择了转战电视电影音乐，成绩卓越。混音乐圈毕竟已有二十多年，捞仔对周围一切的光怪流离似乎已经司空见惯，本着认清、接纳、包容的态度，蓄势待发。
南都周刊：现在北京是全国音乐人聚集的地方，当然也吸引来了很多台湾、香港的音乐人。其中是不是不乏鱼目混珠的？
捞仔：我觉得这都可以理解，毕竟人人都得混饭吃嘛。不一样的人聚在一起，才构成了这个五光十色的音乐圈。台湾香港的音乐人是因为现在那边的市场相当糟糕，他们曾经的光环已经消退了，我觉得他们其实也没什么音乐理想，来北京呢就是为了赚钱，这也无可厚非。
南都周刊：近几年，北京开始出现越来越多的小众音乐，并慢慢被大家所接受。不知道你是怎么看待这种音乐形态的呢？
捞仔：我觉得大众小众都是相对的，小众音乐听的人多了，它不就成了流行音乐吗？不过这对音乐本身来说是件好事，当年不也还提倡百花齐放吗？其实现在比以前好很多了，受众的欣赏水平已经提高了很多。
南都周刊：为什么后来你开始转战电视电影音乐了呢？
捞仔：严格来说，这几年流行音乐的技术含量也越来越低了。做电视电影音乐比流行音乐空间更大一些。电视电影音乐市场规范、盗版少、发展得很健康。而且相对唱片投资来说，电影音乐要大很多，经济收入也会好一些。
结束语
在一个盛行快餐文化的时代和地域，也许企图追求不朽是荒谬的，也是徒劳的。难得的是，虽然每走一步都交织着困惑和失望，但就算忍受着文化价值与商业手段磨合的阵痛和煎熬，捞仔依然没有放弃，他对音乐的坚持和追求，如同那一头留了多年的长发般，一如既往……
来源：南都周刊
编辑：最爱李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