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美国来说，他太“欧洲”，对于欧洲来说，他又太商业。
《施拉德论施拉德》
[英]凯文·杰克逊编 黄渊译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年4月版
定价：35元
范坡坡 撰文
“不管我干什么工作，都必须是自由职业，必须要想办法战胜制度，自己当自己的老板。做生意，如果你能有属于自己的好产品，你就能自己当老板，做艺术，也是一样”。在《施拉德论施拉德》这本书的17页，施拉德如是说。在好莱坞这个巨大的“工作单位”，施拉德从事着自己的自由职业，时而是影评人，时而是电影编剧，时而是电影导演，时而是戏剧编剧。
这本书中谈到失败的电影计划远比“电影馆”的其他导演系列多得多，一方面可以说施拉德是个文思泉涌，灵感无限的作家；另一方面，他又是弱势边缘，不受肯定的导演。他在不停地唠叨：制片人如何蛮横，演员如何刁钻，一个项目从马龙·白兰度手上转给达斯汀·霍夫曼，然后再次告吹与艾尔-帕西诺合作；写了一个剧本，触及精神病、舞男、毒贩，连自己都知道无法获得投资。
保罗·施拉德出身于加尔文教家庭，宗教信仰使他在18岁以后才被允许看电影。大学时代就开始写影评，当时他在小众电影院观看了布烈松的《扒手》，深受这部影片影响。在美国电影人中，他酷爱欧洲电影，这使得他有了不同于大多数美国影片的风格。施拉德并没有因此左右逢源，而是如此频繁地处于两头不讨好的尴尬境地：既不甘心只做编剧，又不能成为优秀的商业片导演；支持好莱坞商业体制，却又不能在电影中全然附和；对于美国来说，他太“欧洲”，对于欧洲来说，他又太商业。《美国舞男》中出现同性恋角色本来出于善意，却遭到同性恋团体反对；《三岛由纪夫》在日本禁映；《豹妹》票房惨淡，施拉德承认，“我确实有点两头不到岸：那是一种想两者兼得的尝试，希望它既是部优雅的电影，又是部恐怖电影。但是，恐怖片的观众跑来说：‘嘿，这看着不像恐怖片，它不适合我们。’而偏爱细腻作品的观众也跑来说：‘嘿，这只是部恐怖片。’”后来的《驱魔人前传》更是因为不够恐怖而使制片人勃然大怒。
可是施拉德并不是一个失败者。他的个案在美国电影中非常独特地存在着。正如封底评论所说：“新好莱坞有了他，才打通连接欧、美电影血缘的任督二脉。”难以忘记《美国舞男》的结尾，正是对《扒手》的一种致敬。更著名的是他编剧的《出租车司机》，主人公查韦斯明显受到欧洲电影而催生出来。“查韦斯的孤独或愤怒并非来自社会的压力，那是一种存在主义式的愤怒。”这部影片成就了马丁·斯科西斯在新好莱坞电影开拓性的地位，和罗伯特·德·尼罗的影帝旅程。《愤怒的公牛》、《基督的最后诱惑》更验证了这对黄金搭档的默契。《基督的最后诱惑》拍完不久，马丁想要重拍《恶人与美人》，并且提出与施拉德联合编剧。“我为你写过三个剧本了，我不准备从现在开始当你的联合编剧”，施拉德如是回复，也因此暂别了与马丁的合作。直到十年之后，马丁再次约会施拉德，支支吾吾才说出由他改编《穿梭鬼门关》的邀请。这其实触及编剧在好莱坞的尴尬地位，多年后美国编剧大罢工，施拉德肯定也参与其中。
某个角度说，编剧才是施拉德的职业，因为这是他能够赚到钱的工作。自己做导演的影片，常常因为资金有限甚至放弃酬劳，给别人写剧本成为谋生方式。他说，“你瞧，就我真正想拍的那类电影而言，我并不觉得我能靠它们吃饭，你必须对这个商业世界有所兼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