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两天，演艺明星的国籍问题又被提上了“议事日程”。先是赵本山被曝出将举家移民加拿大的消息，几经波折之后该消息被否认，本山大叔表示，“我的根在中国，我不会移民。”（11月9日《华西都市报》）紧接着有消息称：中国的（原本是）国际巨星巩俐，在补领了身份证、居民证书，11月9日终于宣誓正式成为新加坡公民！（11月10日中国新闻网）
本以为，在娱乐精神至上的时代，“炒作”一下巩俐、赵本山们的改换国籍，本就是娱乐记者的分内工作。非要让大家“淡定”地假装什么也没看到，泰然自若，那娱乐新闻还拿什么做卖点？但仔细观察关于这类消息的民间舆论，却感觉有些不对劲呀：改革开放30多年了，张铁林、王姬、陈凯歌、陈红、顾长卫、蒋雯丽、宁静、徐帆、斯琴高娃……改国籍的明星已经一火车一火车的了，我们为什么还会依然如此的“紧张”，如此的动气？
对于巩俐加入新加坡国籍，腾讯网做了一项问卷调查，表示“反对，这是不爱国的表现”的，竟然高达64.77％；表示“不关心”的26.06％；表示“支持，这样有更好的发展”只有9.17％——虽说巩俐成为新加坡公民我们犯不着支持，却也犯不着有近65%的去“反对”吧？尤其是以“不爱国”的名义！在赵本山被曝要移民加拿大之初，很多人也很愤怒，甚至高呼“汉奸”二字，真是让人恍若隔世，在老赵非常识趣地表示不移民，且说出“我的根在中国”这样让国人很“顺气”的话时，网上又是一片好评——“好样的老赵，没有忘本，还很爱国！”
原以为，在这些年一个个明星投入“外国籍”怀抱之后，国人的“国籍观”应该有所改观：改不改国籍是每个公民的自由，每个人都有权作出自认为最符合自身利益的选择，在全球化时代，这是非常正常的事情，外人没有理由说三道四，咸吃萝卜淡操心。而看了赵本山、巩俐引发的“国籍风波”之后才知道，我们的态度并没有根本性的改变。
有人说，这是弱民心态的体现，我们好不容易用遥控器捧红了一个明星，也让他赚得钵满瓢满，现在却突然要成为“人家”的了，怎不徒增感伤？有人说，改国籍本没有什么，真正让大家心里不舒服的，应该就是他们改了国籍后却仍然回到中国来赚“我们”的钱，是可忍孰不可忍！也有人说，明星们换国籍被龃龉，根本的原因是大家把它与某种特权挂了钩，“巩俐换个国籍比我们换个省籍还容易”，教我们如何能心平气和？这些微妙的心态或许都是有的，但还有一个根本性的原因似乎也不能忽视：在更换国籍的问题上，我们似乎总处于“顺差”状态——一个个“精英”排着队领了别国的身份证，却少见别国的“精英”排队来领中国的身份证，这让我们的心态尤其显得“脆弱”起来。试想一下，若好莱坞的史泰龙、施瓦辛格、斯皮尔伯格中的哪一个申请加入中国国籍，我们的舆论将是怎样的亢奋？
这种所谓的“顺差”状态与我们作为发展中国家的社会发展水平有关，但更应该看到的是，与我们公民所能享受的各种权利有待加强也有关。有人分析，为什么内地一些明星愿意拿香港护照？除了香港护照在很多国家免签证，方便艺人周游列国拍戏登台之外，香港人缴的是香港特区的税，税率低很多——这是一种很现实的利益取舍，那些要加入欧洲美洲国籍的也不排除有类似的考量。还有，为什么一些港台地区的大牌明星虽然有机会加入外国国籍却主动放弃？如果国籍本身不会有阻碍自由发展的羁绊，或许对他们也没有太大的诱惑力——正如经济学家阿马蒂亚*森所说，要以自由看待发展。一个生命力旺盛的社会，是应该有能力靠权利保障、迁徙自由、机会均等、社会福利等多种手段来吸纳更多的人才与仁财的。
多年之后，我们依然会对明星们加入他国国籍而大动肝火，与其说这是一种国民心态不健康的表现，毋宁说培植健康心态的社会现实土壤还有待完善：手持外国国籍与中国国籍，在中国究竟会受到怎样的不同对待？究竟能享受到哪些便利的待遇？某种意义上讲，我们真的紧张明星们是加拿大人还是新加坡人吗？我们是紧张这种国籍“顺差”的背后，还有多少自由的权利可以挖掘。如果大家都有能力选择自由迁徙，并最终以利益衡量之后毅然地选择“留在我的祖国”，到那时，明星们的国籍问题，也就根本不是一个问题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