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品《不差钱》的火爆和连日来围绕这个小品的种种争论,让中国曲协副主席、辽宁省文联副主席崔凯又一次从幕后走到了台前。作为《不差钱》的编剧之一、赵本山的老搭档,他如何创作这部小品,又如何看待这些争论?作为一个成功的小品编剧,他如何分析当前小品创作现状,又如何应对小品的创新难题?近日记者就这些问题采访了他。 |
记者:《不差钱》是1月初才开始启动创作的,离央视春晚正式直播不到20天。这么短的时间内是怎么完成的呢?
崔凯:这个小品的创作时间确实是最短的,但思考和准备的时间很长,因为我一直在关注农村,赵本山也一直在演农民。它反映了农民富裕起来以后的文化追求,对于小品中的老头儿来说,最大的梦想就是把孙女送到央视《星光大道》的舞台上。故事围绕这一点很自然地就搭建起来了。小品也充分利用了小沈阳、毛毛两个人是二人转演员的特长。比如毛毛,在二人转舞台上就是“很傻很天真”的样子,说话语法总是错位。小沈阳的打扮就是显得中性。这一点对二人转不熟悉的人可能不太理解。其实二人转和一般戏曲一生一旦的搭配不同,男的在台上就是充当丑角,调节剧场气氛,制造喜剧效果。当然,为了便于人们接受,我们设置了“苏格兰情调”酒店这个环境来解决他穿花裙子的问题。这也是从生活中来的创意,因为现在宾馆饭店起名流行带点外国味儿。小品的矛盾冲突主要还是从文化差异方面来设置,比如老头儿对“我和你”、“刀郎”等的误解。应该说,小品的总体效果还是很不错的。但是,由于创作时间太紧,在结构、节奏上不可避免地存在一些微小的瑕疵,多少留下了遗憾。
记者:小品播出后受到了大多数人的肯定和欢迎,但也出现了一些批评的声音,比如认为小品中赵本山让服务员撒谎给自己撑面子显得很虚伪,服务员为了一点小费就按赵本山吩咐的去做是人品有问题,为了上《星光大道》就说自己姥爷姓毕是没道德,进而认为小品在推崇不好的东西。您怎么看待这些批评?
崔凯:有争议是正常现象,这其中有正确的意见,也有因为不了解情况而引起的误解,还有关于一些问题认识上的不同看法。其实了解的人都知道,东北人有要面子的特点,有时请客吃饭时会争着买单,甚至互不相让就像打架一样。这是性格特点,最多就是无伤大雅的小缺点,不存在“虚伪”的问题。小品中的服务员也没有恶意的欺骗行为,好像看不出人品有大问题。其实,最初我们设计的是服务员把小费退回去了,只是由于播出时长的关系,最后拿掉了这个情节。因为小品没有完整的戏剧结构,它是一个高潮艺术,讲究片段的精彩,拿掉这个不影响全局。和毕福剑套近乎,就是为了实现他的一个美好的愿望,和贿赂官员性质也不一样,因此也不能说小品有宣扬不道德社会风气这个倾向。
记者:一个小品引起这么多的社会反响,其实也从一个侧面体现出它的影响力之大。
崔凯:大多数人对这个小品还是很满意的。我听有的人反映,他们看了四五遍,甚至有十多遍的,除了在电视上看直播、重播,还上网去看,而且是看一次笑一次。这就达到了我们的目的了。小品的艺术特性决定了它不应该承载得太多,有时可能并不需要表达什么深刻的意义,就是凡人琐事的自然呈现。当然,小品也不能成为“快餐式艺术”,要经得住观众反复看,进入一种欣赏状态。这就要求小品追求艺术的效果、达到一种艺术的境界,要求创作者和表演者达到一定水平。
记者:但目前的小品创作整体上离您说的这个水准有不小的距离。
崔凯:无须讳言,现在的小品进入了一个疲劳期。一个是创作者创作的疲劳,许多创作者都有点江郎才尽、甚至是穷途末路的感觉。一个是观众欣赏的疲劳,他们见识多了,欣赏品位提高了,很难被轻易逗笑。另外一方面,现在央视春晚的小品一般都是选择一年来的大事、热点来表现,宣传性强,艺术性重视得相对来说就不够了。
记者:因此您提出小品要突破瓶颈,关键是找到一条切实可行的创新之路。
崔凯:是的。如果单纯依靠语言上的包袱,小品就缺乏灵活的表现力和更大的感染力,容易走入格式化、单一化的死胡同。赵本山其实早就已经发现了这一点,跟我商量要在小品中注入东北二人转的东西。因为二人转离观众近,贴近他们的生活,而且直接把教育性化入了娱乐性,首先给人以愉悦,演员也是在自由状态中去表演,亲切自然。我们就尝试在小品中加入二人转的丑角形象,加强语言的韵律感和歌唱性,借鉴它的舞台形态。实际上在我们以前合作的《红高粱模特队》等小品中,这方面的创新已经有所体现。在这次《不差钱》中,借用的二人转的东西就更多了。这种探索还是有效果的。
记者:形式在不断创新,但赵本山小品中固有的浓浓乡土生活气息却没有变化,这也是他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