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袁泉
回归影视 不想必须拿到什么角色，心态反而放松
“作为演员，如果在戏里塑造了一个角色，哪怕只有一场戏，只要我是在那儿的，出来角色的感觉是准确的、贴合的，这就很满足了，戏份多少我已经不考虑了。”
新京报：这两年你回归大银幕，但演的大多都是男人戏里打酱油的女性角色，怎么考虑的?
袁泉：我把重心放在话剧的时间比较久，中间出了唱片，生了小孩。现在在电影领域重新起步，电影环境和十几年前比确实不同了，拍摄的气氛、制作的流程、决定性的意见都完全不一样。当你没有主动权必须拿到什么角色，心态反而放松了。
我选择我想要合作的导演，我希望去了解他们。陈木胜导演，原来上学的时候看过他的《天若有情》，特别喜欢，是伴随我成长的电影。他的制片人在香港看过《大上海》，觉得《扫毒》里有个角色适合我。许鞍华导演我看过她的《女人四十》《半生缘》，这次《黄金时代》是编剧李樯推荐我去的。她的片场是很安静的，每个人都在认真地做自己的事，有条不紊。宁浩我也很喜欢，他的电影里总能看到他的执拗。这次在《心花怒放》里虽然我跟徐峥、黄渤对手戏不多，但能感觉到他们的质感和能量，他们有特别旺盛的创造力。韩寒是一个审美特别好的导演，对现场掌控力也很强。他还很细腻，经常会给演员一些玩笑式的提醒。我没有看到完整的剧本，我的戏是独立的一场，后来又加了一场，拍了五天。
作为演员，如果在戏里塑造了一个角色，哪怕只有一场戏，只要我是在那儿的，出来角色的感觉是准确的、贴合的，这就很满足了，戏份多少我已经不考虑了。
新京报：你在孟京辉导演的《活着》里跟黄渤有很好的合作。你已有很长时间没演电视剧了，今年上半年跟黄渤演了一部电视剧《锋刃》，是他推荐你去的吗?
袁泉：对，特别感谢他。《活着》里黄渤演得太好了，跟他在一块儿站在台上，你来不得半点虚假，也别拿任何表演的技巧和习惯。他往那儿一站，词儿一出口，你的台词要有半点腔调，你就被他出卖了(笑)。
我上次演电视剧还是2008年，电视剧完全是另一种工作模式。话剧就是一股脑儿地钻进里面，反复找到最好的方式。电视剧战线比较长，需要把精力切成一块块。这么多年没拍电视剧，刚开始对整个团队的配合确实有点生疏，幸好有黄渤在。这也跟能力和人品有关，他是智商和情商都很高的人，在片场会帮着所有演员想戏，有时候都不是为了他自己。能跟熟悉和欣赏的对手一起演戏，还是挺有安全感的。
歌手之路 唱片不是商品，是我某一段人生记录
“那时候认识了许巍，后来我说，我还曾经跟许巍同台演出过呢。就是在Live House类型的地方，但是别人都有自己的作品，我还没有，就跟着群唱嘛。”
新京报：大学时你就签了“红星生产社”，本来有机会更早做歌手的，为什么放弃了?
袁泉：当时电影也拍了，唱片约也签了。我一直觉得自己是个考虑很周全的人，后来才知道其实我特别冲动。签“红星”是当时拍第一部电影的时候，一个记者朋友推荐的我。“红星”想签新人，郑钧、田震、许巍都签在那儿。去了聊得很开心，他们就递给我一纸合约，为期六年。我看不懂，专门找了朋友看，人家说不要签，因为对新人的合同是极其苛刻的，但我不听劝就签了。那两年也是很开心的，对我来说，有没有发唱片不重要，但是大家在一起开不开心很重要。当时几个工作人员对我都非常照顾，很认真地在帮我挑歌，没有把我签了就闲置在那儿。大家经常在一块儿玩，日子就在朋友的气氛中过去了。那时候认识了许巍，后来我说，我还曾经跟许巍同台演出过呢。就是在Live House类型的地方，但是别人都有自己的作品，我还没有，就跟着群唱嘛。
新京报：促使你离开的原因是什么?
袁泉：那时候我并不是真的爱音乐，也不懂，就是个爱好者，也没下工夫去琢磨，是很不专业的态度。两年过去，当我毕业了我就开始考虑，真的要做歌手吗。那时候拍完《蓝色爱情》，我对电影还是有憧憬的，回头想想发唱片这事，根本什么都没准备好，就拿我一部半戏的片酬把合约买回来了。我当时并不是以专业姿态进入的，就是傻开心了，录了两个单曲，当时公司的状况也是在走下坡。
新京报：大家都还挺惦记你跟姚谦合作的那张唱片《孤独的花朵》，还有后来几张EP。什么时候会再有音乐计划?
袁泉：也在想，只是现在的唱片业跟原来完全不同，也许后面会有跟商业、跟戏有结合(的歌曲)。唱片这东西对我来说，并不完全是商品，而是我人生某一阶段的记录，唱的话也是要有感而发。也跟姚谦老师讨论过，但还没有计划。做我的唱片以后，他就是半退休的状态。我们一块儿聊聊生活也挺受益的，不再是老板和签约艺人的关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