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毕啸南:知名学者,新生代著名节目主持人
我们这代人,是指中国,主要是指中国大陆“泛90后”这一代人。
笔者所谓的“泛90后”,也并不是严格意义上按照人口统计学标准的公元1990-2000年出生的中国公民人口聚群,而是人类文化学意义上的,以1989年中国互联网计划开启、1994年中国接入全球互联网体系为主要标志的中国信息技术革命时代中成长的“互联网一代”。根据我国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统计数据显示,截止2016年底,中国1990年以后出生的人口总数已逾4亿,且以年均约1400万的人口规模在增加,这代人所构筑的“新的公共生命历程”日益引发社会各界的关注与探讨。这一代独特社会文化生态的根本原因,是生产力变革所导致的生产关系与上层建筑的变革,这也是探讨“泛90后”与“60后”、“70后”、“80后”等基于小农生产、工业生产下的农耕文明、工业文明及其相应的文化取向、社会习性、意识形态等各方面迥异的基础。
我们这代人,到今年,也都20有余,或者即将三十而立,成为社会的中流砥柱了。从上一代话语权把关者们笔下的“草莓族”、“没有担当”、“幸运的一代”,慢慢变成了被赞美的“有理想”“有情怀”、“有世界观”的一代,再慢慢,又有人说我们是“丧丧的”、“没激情”、“没责任心的”一代,搞得我们自己也很好奇,我们究竟是一群什么样的人?我们究竟是时代的幸运儿还是不幸的阶层淘汰者?我们究竟满腔理想主义情怀还是在虚拟世界里逃避现实的弱者?我们热爱和平还是崇尚武力?等等等等。
当然,我代表不了任何人,更遑论一代人。只是身处其中,旁观左右,也有一些自己的看法。且,需要特别指出得是,受全球化-反全球化、城镇化进程、区域发展不均、社会阶层固化、独生子女政策等一系列重大因素的影响,我国“泛90后”并不能被简单视为一个整体,其内部的地域性差异、阶层差异等,都远远超过其他年龄层。但是作为一个文化整体,我们却面临着相似的痛苦与无奈,光荣与梦想。
在改革开放初期,中国经历着一次整体性的社会结构大变动,“发财靠胆子”、“谁先谁致富”等民间俗语对这一时期的社会流动性提供了最真实的注解,社会涌现了无数的机会,每个人只要肯拼肯干大多数都能分一杯羹,即便也有资源垄断、阶级地位之差,但毕竟历经十年浩劫后广袤的发展空间和机遇摆在眼前,就好像100个萝卜面对着100个坑,总能占上一个。但经过将近四十年的高速发展,改革红利期所预留的发展空间已经被“50后”、“60后”、“70后”三代人基本占满,即便退休、离世等自然进程让渡出一部分机遇,十个坑也不够后来“80后”、“90后”、“00”后一代又一代“萝卜”的需要。而更为严重的是,在上一代甚至是两代的人的积累之下,“泛90后”之间的阶层差异越来越明显,“富二代”“官二代”等阶层现象层出不穷,实现社会阶层自由流动的通道越来越狭窄,靠胆量、努力、奋斗的可能性被依靠资源、关系、资本等取代,且这类群体大量极端的负面案例日益撕裂着社会的公平性与信心。而更为严重的是,原本作为底层-上层最公平性的制度渠道——高考,也面临着教育资源和环境不公的冲击,根据北京大学教育学院副教授刘云杉统计,1978年~2005年北大学生的家庭出身发现:80年代中后期是农家子弟用知识改变命运的黄金时代,三成以上的北大学子出自寒门;90年代中期农家子弟的比例开始下滑;2000年之后,考上北大的农村子弟仅占一成多。寒门子弟进名校的通道正变得越来越窄。权威期刊《中国社会科学》于2012年刊登了一篇研究报告《无声的革命:北京大学与苏州大学学生社会来源研究(1952-2002)》,报告通过研究50年数据,得出了一个让全社会哗然的结论:90年代后,考上北大的精英子弟比例快速攀升,这些社会精英只占全社会人口的1.7%,却有40%的北大学生诞生于这样的精英家庭。阿比吉特·班纳吉和埃斯特·迪弗洛在《贫穷的本质》提出一个重要观点:贫穷的表面原因是因为财富的匮乏,但其深层的原因是因为社会机会的不平等。而这种机会的不平等会让那些原本有可能凭借自身的智慧和能力改变经济状况的穷人失去重要的脱贫机会。而与“泛90后”成长于互联网语境相伴随的是,中国从改革开放至今社会形态也经历了剧烈的变迁,传统计划经济被打破、各种体制束缚开始松绑,中国迎来了经济发展的黄金时代。在这个激动人心的过程中,为数众多的“70”、“80”的底层群体在自身努力与时代潮流的合力下迅速占据了社会的精英阶层并至今仍是当代社会运行体系的中流砥柱。而对于“泛90后”群体来说,他们曾经作为旁观者目睹了这段狂飙突进的黄金时代,深刻意识到随着社会的发展,传统阻碍阶层流动的体制束缚已经被打破,自身可以通过不懈努力而摆脱原生家庭的局限性并进而向上层阶层流动,正像“70”、“80”群体所曾经经历过的那样。
在童年时期相对整体生存环境较为宽裕甚至是被称为“蜜罐儿”里长大的“泛90后”一代,在成年以后面对异常激烈的社会竞争和残酷的生存现实时所形成的强烈的心理反差,是这一代人十分独特且需要被重视的文化现象。当他们在全球化视野中自以为“掌握天下”的文化自信面临着办公室竞争危机时,远大的抱负会逐渐被对社会的怀疑所取代。注意!他们怀疑的不是自我,而是社会,他们中的一部分人选择屈从于社会规则,甚至以更极端的方式去寻找捷径,有人通过姿色,有人通过依靠非实力的交易,于是“网红”、“女主播”、“速成型创业者”,各式各样的“新时代英雄”以一种快捷、易消费的姿态展示在大众面前,而他们的一切都是有理由的:依靠自身的逐步奋斗并没有让他们感觉到前景。
而他们并非是“泛90后”一代的主流。他们当中大多数的主流景象反而是这样的:在试图通过认真的努力和残酷的现实进行沟通无效后,他们中的大部分人选择妥协,退回到虚拟的、可供自我安全存在且被认可的空间里。并且在长期被现实打压又无力反抗后,他们选择了以自我嘲讽的方式与世界“和解”,这里的潜台词是,“你看,我也觉得我很挫,你又能拿我怎样?”。他们成为了“积极意淫的一代”,既沉溺在自我封闭的情感空间里不能自拔,又十分活跃的在这个虚拟世界里开疆辟土,把所有的热情、勇敢和想象都注入在这方天地里。他们在外向的现实中是安静的、礼貌的、小清新的、屌丝的;但在内向世界里则是热烈的、浪漫的、勇敢的,这些都十分明了得指向了一个现实:不断加剧的阶层固化现象所产生的“泛90后”一代的内向型文化。内向型文化的本质就是对社会阶层流动可能性的挫败感,以及由此而产生的颓废、自我麻痹、自嘲等,丧文化、屌丝文化就是这一现实的生动写照。
自1989年中国开始国家互联网建设计划至今,中国经济经历快速发展,社会形态急遽变迁,互联网给中国人带来了方方面面的重要影响。尤其是对成长于互联网环境中的“泛90后”群体,他们从小就见证着信息技术革命给这个社会所施加的剧烈影响 ,相较于“70”、“80”群体,他们是彻底的互联网的一代,数字比特已经渗入到其生命基因中,其价值观念与思维方式都带有着明显的互联网特征。他们熟稔信息技术革命所带来的诸多变化并能够迅速适应这些变化,且掌握新技术创造新的可能性。当“泛90后”群体长大成人开始步入社会尝试进行阶层提升的时候,互联网语境下的社会已经走到“全景敞视”的时代,通过互利网利用各种信息终端,“泛90后”群体能够通过观看明星真人秀来探知明星作为普通人的喜怒哀乐与柴米油盐,在互联网的世界里纵横古今中外,甚至他们可以轻而易举地获知曾经让自己遥不可及的生活百态。而这种以互联网为媒介来实现的但不具备现实性的阶层穿越给予了“泛90后”群体强烈的心理暗示,就是“我也能够拥有他们生活的可能”。并且,他们中的大多数,受益于祖辈、父辈所带来的巨大的社会财富、稳定的生活状态以及良好的教育培养,不仅拥有富足的经济能力,且具备广阔的国际视野、人文意识与生存能力,对世界和事物有着超越同龄人的成熟价值观和区别于上一代的独立判断力,充满个性、具有多元又多变的文化取向、忠于自我又期待引领、更关注内心而非形式、自信又相对自私,渴望真实反感做作。追星追得也井然有序,失恋也分得酣畅淋漓,热爱国家却也客观理性......,似乎这就是我们这代人最美好的样子。
然而,当“泛90后”群体满怀希望地从象牙塔走上工作岗位一段时间后,却发现在繁重的工作压力、高额的生活成本、直线上升的房价等现实问题面前,这种曾经的美好、希望却愈加渺茫,随之而来的沮丧感与挫败感构成了丧文化的情绪底色。于是与丧文化相伴随而来的“阶层固化”成为流行的社会话题。尤其是对“泛90后”来说,他们目睹了“70”、“80”群体享受了历史阶段性红利而占据了社会的中上层,而自己却在努力工作后并未得到相应的物质回馈。这种代际落差使他们对于“阶层固化”有着更为苦涩的领悟,而当自己感到无力改变这种“固化”的现实后,苦涩与惶惑的心境以平面化、幽默化——互联网的表达方式——形态所进行的表达造就了今天我们看到的各种困惑或追捧的社会文化现象:宅文化、丧文化,甚至是网络暴力、民粹主义等等。
这似乎是面对中国上一轮巨变大潮已去时最无奈的一代人,又似乎是理想主义光芒最耀眼的一代人。我们这代人,痛苦却依然充满理想。话说回来,哪一人不是辩证矛盾地活着呢?而我们这代人,至少在和平的时代里,还可以一起努力,等待着下一轮时代浪潮的可能。
最后,祝愿我们这代人,能够在有限的生命中经历无限的可能,在既定的边界里获得向往的自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