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文山：我和周杰伦掀起“中国风”热潮

大多数人是知道周杰伦后，才知道方文山的。方文山独辟蹊径，擅长在历史和时空中去诠释着自己的音乐理念。虚幻的意境，远古的战场、消失的古文明、浪漫的传说、历史的疮痍……这等优美如诗般流畅的歌词，在当下流行乐坛这个“我爱你、你爱我”的俗套模式下，他的作品显得如此难能可贵，总让人眼睛一亮。黄霑走了，林夕倦了，李宗盛老了，幸好，还有方文山。

方文山
　　1969年1月26日生，台湾花莲人。早期曾在台湾桃园当水电工时，自制一本歌词大全并向唱片公司自荐，并最终得台湾艺人吴宗宪赏识签约。后与周杰伦合作，共同制作出许多脍炙人口的作品，《印地安老斑鸠》《爱在公元前》《忍者》《双截棍》《东风破》《七里香》《夜曲》《发如雪》《青花瓷》等等。数十次登上两岸三地音乐大奖的领奖台，成为华语乐坛地标性人物。
 
无名小卒的成名史
“吴宗宪不仅是我的恩人，也是好朋友”
　　方文山二十多岁前连稍露锋芒的迹象也没有显现过。在没人关注的孤独和寂寞中历经生活的艰辛。直至退伍之后，才突然开窍，认识到写作才是他的“宿命”。随后被吴宗宪签进“阿尔法”，就像一块璞玉终于被识货的商人发掘，终于绽放蕴含已久的光芒。
 
　　南都周刊：听说被吴宗宪发掘之前的生活过得很艰苦？

　　方文山：还记得小学时每到暑假，就跟邻居的小孩到住家附近的工地大楼，捡绑脚手架的废铁丝和工人喝剩的铝罐来卖。报酬少得可怜，只有十几二十块台币。而中学时期的寒暑假，就在桃园、龟山一带的工业区当廉价劳动力。我还曾经当过餐厅服务员，业务员，高尔夫球童、纺织厂机械维修工、百货物流送货司机……哈哈。

　　南都周刊：经历这么多，你是怎么开窍的？

　　方文山：其实我学生时代就对文字，对历史产生了兴趣，但那时候并没把这个作为自己将来发展的方向。后来渐渐对拍电影感兴趣了，想当导演，就去台北报了编剧班，拿到了编导证。但当时台湾电影很不景气，我就想不如写歌词吧。可能是我学过电影编剧的缘故，所以我的歌词很有画面感和故事性。一开始临摹别人的词，后来慢慢有了自己的风格，就越写越多了。

　　南都周刊：因为吴宗宪发掘了你，所以你常在公开场合说自己是“吴宗宪的人”？

　　方文山：那时我写了大概200多首歌词。挑选出100多首装订成册，寄了100份给台湾各大唱片公司。我想无论怎么样，至少也会有几家公司和我联系吧。没想到从头到尾只有一个人跟我联系，这个人就是吴宗宪。所以宪哥是我最感谢的人，没有他的赏识及肯定，我不会有现在的成就。他不仅是我的恩人，也是我的好朋友。

　　南都周刊：签给吴宗宪后，一开始也不是那么一帆风顺的吧？

　　方文山：那时候我和周杰伦都是新人，没有人认识。写的东西并不是马上有人要，人家也不会太关注到我的作品，而且新人都是有竞争的。然后是周杰伦的旋律先被大家注意到，主要是不管是和弦还是旋律，都没有别人的影子。他总是有很多变化。虽然我们是一起合作，但是通常都是人家要他的曲子而不要我的词，会找一些知名的老师，如姚若龙、许常德他们填词。

　　南都周刊：那之后是如何“咸鱼翻身”的呢？

　　方文山：后来他们觉得我和杰伦的词曲搭配很好，就两个人的作品一起启用。慢慢就有了很多歌手和我邀词。现在我的作品面世的大概有220多首歌，和杰伦合作大概八九十首吧。

　　南都周刊：到目前为止，你的作品卖出的最低价是多少，最高价是多少呢？

　　方文山：这个很难说，要看这个歌红不红。一开始差不多是台币八千块，现在差不多人民币六千到六千五的样子吧。

　　南都周刊：在华语歌坛有很多优秀的创作者，像罗大佑、李宗盛、林夕等这些人都影响了很多人，你自己有没有欣赏的创作人？

　　方文山：罗大佑，我在小时候听他的歌我才发现，原来流行音乐也可以带有批判性。像李宗盛，虽然他是男的，但是他创作出来的歌词比很多女性还细腻，他很善于观察女人的情感，写得很动人。林夕的词我也很欣赏，他的中文功底很深，作品很有自己的特点。
 
无心插柳掀起“中国风”
“我和周杰伦不是中国风的发明者，却是制造它流行的人”
　　就像他在《上海一九四三》中写的：“消失的旧时光，一九四三，回头看的片段，有一些风霜，老唱盘旧皮箱，装满了明信片的铁盒里，藏着一片玫瑰花瓣。”方文山是个极具“怀旧”情结的人，这一点无疑在他的歌词中体现得淋漓尽致。
 
　　南都周刊：大家都说：“方文山和周杰伦掀起了流行乐坛的中国风热潮”，你觉得在这方面是杰伦影响了你，还是你影响了他，或是你们达成的一种共识呢？

　　方文山：简单的讲，中国风不是我和杰伦发明的，之前黄霑老师，顾嘉辉老师那个时代就有了，还有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