汪峰：《飞得更高》我早就唱烦了

　  回答为何总以一身紧身衣裤出现的问题时，汪峰自己笑着调侃说：“我也没有别的资质了。”

　　在大众眼里，汪峰是典型的“流行摇滚歌手”，他自己承认这个说法是个矛盾：外出商演，被要求唱最多次和得到观众呼应最多的永远是《飞得更高》，但他认为这首“励志歌曲”并不是他的代表作，也早已被自己唱烦。汪峰强调贯穿自己每张专辑的主题是“信仰”二字，他的终极信仰是音乐本体。

　　虽然谈及信仰时很严肃，汪峰和工作人员谈及女儿时也会有掩藏不住笑意的一面，说到自己多年的“紧身皮裤装”时，还会不好意思。

　　摇滚乐 为什么就不能上央视晚会？

　　新京报：你有那么多作品，但大众觉得汪峰的代表作只是《飞得更高》。

　　汪峰：《飞得更高》我早就唱烦了！但我心态调整过来了，我知道作为一个职业歌手不可以烦，所以每次都会唱。其实再好的歌唱很多遍都会烦，我作为歌手不会反对唱那么多遍，而是反对靠一首歌吃饭。

　　新京报：可是会有人说你靠这首歌到处走穴。

　　汪峰：我想问一个问题，为什么做摇滚乐就不能上《同一首歌》，不能上中央台的晚会？我在这些舞台上一直唱我的歌曲，老百姓就会慢慢觉得摇滚乐不只是在小酒吧里唱，摇滚乐也可以有好的旋律，也可以传唱。

　　新京报：前一阵你也去看了话剧《那一夜，我们搞音乐》，你觉得里面有没有说中音乐圈的关键点？

　　汪峰：有啊，我觉得挺过瘾。秋野表现得特别好，说得也挺好。当然，它没有说得特别完整和深刻。但话剧里毕竟是有娱乐性。

　　新京报：里面说的东西更贴近流行乐坛？

　　汪峰：对。我个人认为有时候摇滚圈里有些人的心态可能比做流行的还要不可取，挺愤世嫉俗的、挺应该值得尊敬的，但事实上他干出的事根本不是。我不喜欢指责和攻击任何人，只是我知道有这样的心态和行为。还是希望这些能够少一些，大家真正把精力放在写音乐、写歌上。

　　新京报：会不会有和这个社会的娱乐化彻底划清界线的心态？

　　汪峰：没有啊。我有我自己的界限。我完全可以接受上《欢乐中国行》、《同一首歌》，在很多做摇滚乐的人眼里这是绝对不能去的。我的界线是，在我的范围之内，不可以让我改变。比如说某晚会要我恶搞一下，或者做不是我风格的事情，或者很媚俗的演绎一首歌曲，即使是再好的机会，春晚也一样，我都不会参加。这是我的原则。

　　曾轶可 相信她的灵性，可她确实不会唱歌

　　新京报：说到娱乐节目，你对曾轶可怎么看？

　　汪峰：有些评委特别支持她，甚至表现出极端的情绪，我同意他们的一部分意见。但大部分人认为的那个问题确实存在。我听了两耳朵，确实可以说，她就不会唱歌。我是特别客观的。我绝对相信她有那种创作的灵性和不想媚俗的态度，这一点有人支持是绝对正确的，但是她确实不会唱歌。举个例子，如果从所有的年轻人中选出来的音乐杰出代表就是这样一个水准，当向全世界介绍中国的时候，如果选她，会是一个什么结果？唱歌得有最低底线，让人觉得是有旋律的，而且让观众觉得“我确实没你唱得好”。事实上无论是选手还是评委，都是电视台作秀的棋子。所以我是坚决不会参加这种活动的。

　　新京报：除了老炮儿，目前国际上比较流行的乐队你比较喜欢哪支？

　　汪峰：我喜欢Green Day要超过Coldplay，其他的英式的我喜欢Oasis和Blur。Coldplay的深度和音乐上的想象力不能让我觉得很伟大，但Green Day太好了，我本人不是很喜欢朋克，但《American Idiot》绝对是划时代的一张专辑，它的政治、思想观点和音乐的丰富性都达到了特别高的程度。任何人的音乐如果已经超越了他所代表的音乐形式，既融合了所有其他东西，又有极其鲜明的他所代表的音乐形式，那就绝对是顶峰了。

　　新京报：对你影响最大的音乐人呢？

　　汪峰：最大的是Bob Dylan，还有John Lennon、Jim Morrison。Jim Morrison更极端和神秘，不管是舞台表演还是歌词，他更偏于诗人。他在舞台上的表演，也是把他的诗做一个延伸。但他一定是特殊时代的产物。

　　新京报：中国和西方的摇滚乐，在你看来本质上最大的不同是什么？

　　汪峰：最大的区别还是歌词。我看完Bob Dylan的歌词，就像打开一扇窗户一样，很多疑问都解开了，过去我认为中文歌词只能像老崔（崔健）那样。确实老崔写得好，那时我觉得这是唯一的好。可我看到了John Lennon、Bob Dylan的歌词后，觉得这才是真正好的。这也是东西方文化的一个区别。西方的是先具体后象征，讲述极普通的日常生活，然后由一句话突然打开。而中国有大量形而上的、象征的、比喻的，在我看来就是大而空的。

　　紧身装 就我这块料，转型也不太合适

　　新京报：平时会看什么书？哪些最喜欢？

　　汪峰：小说方面我最喜欢的还是《百年孤独》，诗歌是我的最爱，金斯堡、惠特曼那些我年轻时喜欢过的现在依然喜欢。哲学方面我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