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谈到《老闺蜜》,导演乔梁表示这是一部回归中国敬老尊贤的传统文化,在饱和的年轻题材市场外,集中展现年轻态老年生活的“逆时尚”之作。从业20余年,作为导演,乔梁在偏爱的现实题材作品中关注和思考中国的变化。作为北京电影学院导演系教授,他在教学中“教学相长”,传承北电传统,培养新人,用作品向世界绽放中国电影人的荣光。从中文系毕业的文学青年到作品频获国内外大奖的“学院派导演”,在他看来,人生就像拍戏,随心而动,无须设限,应该从容面对,享受当下。正如他所说:“每个年龄段,都有每个年龄段的美好。人可以老,梦还年轻。”
老,不可怕,每个年龄段,都有每个年龄段的美好
Q:是什么样的初衷和缘由,让您拍了《老闺蜜》?
A:中国是一个尊老、敬老、爱老的国家。敬老尊贤曾是中国乃至受中国文化影响的东方国家百代相传的优良传统。在周朝,每年举行一次大规模的“乡饮酒礼”活动,旨在敬老尊贤。礼法规定,70岁以上的老人有食肉的资格,享受敬神一样的礼遇。在民间60岁以上的老人,可以接受儿孙的祝寿,直至清朝乾隆年间还举行过大型尊老敬老活动——千叟宴。
然而,不知从何时起,中国变成一个年龄歧视严重的国家。在时代快速发展下,人们对衰老特别害怕,过了三十就很焦虑,感叹自己“不行了,我老了”。另外,当下社会崇尚年轻,崇尚青春,包括商业、商品基本都是主打年轻人,尤其是影视行业,都拍年轻人喜欢的题材,要求越来越时尚。一些古装片里的太后甚至都是三十多岁的人演的。这些可能给观众,给整个社会带来了一种焦虑的风气。中国现在变成了老龄化社会,越来越多的老年人面临着很多社会问题,所以我就特别想拍一个这样的东西。
这个戏里,五个老太太分别代表着老年社会中不同的问题:梅姨代表着那种失独老人,潘虹老师扮演的艾琳是那种外表要强,但是内心不得不面对衰老和病痛绝症,这样一个不再美丽的女人。宋晓英扮演的宋老师就是个“老少女”,永远拒绝长大,不认老不服老,什么年轻,什么时髦追什么。许娣老师扮演的退休医生,精力旺盛,注重细节,给儿子的生活带来很多麻烦,最后她也懂得了“放下”,懂得另外一种生活的美好。吴冕饰演的红姐是典型的,我们妈妈的代表,管老公、管儿子、管女儿、管孙子,家里什么事都管,最后鸡飞蛋打,什么都没搞明白。她们都有各自的社会问题代表,还由此映射到了医疗问题、拆迁问题、子女教育问题等,最重要的就是“抱团养老”的问题。何为“抱团养老”?指的是志同道合的老人,不依靠子女,寻找一个合适的地点,彼此慰藉精神上的空虚。这是比老年人活动中心更进一步的养老模式。
Q、拍摄《老闺蜜》,最大的困难或挑战是什么?拍摄过程中,有没有让您难忘的事?
A:对于导演来说,最大的挑战就是群戏。《老闺蜜》的很多戏,都是五个人一起的群戏。那么这种群戏的处理在节奏把握、在调度上都会让导演挺吃劲,难度不小。现场我开玩笑说,哪怕今天拍摄少一个,就是四个我都会舒服一点。对于我来说,这是最大的挑战。对于五位老师来说,因为她们年龄毕竟都大了,每一个人的重场戏,在体力和精力上都是一个巨大的挑战,她们能拿下,特别了不起。因为每个人的重场,基本上都是一天十几场戏,一共连着拍十几天,特别不容易。
拍摄过程中令我难忘的事有很多,最难忘的是这五位老师,她们所表现出的那种艺术家的素养。像王馥荔老师腰不好,开始我都不知道,但她在片场一直坚持,为了演好梅姨这个角色,她还去咖啡馆体验生活,学习做咖啡。潘虹老师,她的台词特别多,她的睡眠也不是很好,于是她就把剧本放在床边,醒了就看,看了再睡,醒了再看。近七十岁的人,除了拍戏、睡觉的时间,她几乎都在背剧本。
每个人对这部戏都有巨大的付出。像许娣老师,给自己设计一些爬高、翻墙的动作,我还担心安全,她自己就上了。包括宋晓英老师这次的角色对她来说也是巨大的挑战,常演革命者的她从来没有塑造过这样的角色。这个角色也是以前电视剧中,从未有过的一个老人形象——老少女。包括吴冕老师,对自己要求特别高,每一句台词她都会细抠,每一场戏都一遍遍磨,直到满意为止。这样的一群人、一些事都让我非常感动,历历在目。
Q、《老闺蜜》哪场戏最让您难忘?为什么?
A:最后一场,潘虹跟四个人告别的时候。那场戏,我觉得每一个人的状态都对,她们真的是飙戏,看到她们的戏那么好,我很享受,这是我印象最深的。
Q:《老闺蜜》是老年题材剧,但在您的执导下,这部剧并不暮气沉沉,氛围沉重,反而青春感十足,带有鲜明的轻喜剧风格,让中国的老年题材剧焕然一新,为什么会有这样的风格突破?
A:每个年龄段都很好,并非我们到老年了就应该怎么样,我们有自己的生活。所以我们不想拍暮气沉沉、婆媳大战那类的东西,我要拍一个青春版的老年题材剧。所以《老闺蜜》在节奏上很明快,色彩是明亮的,属于轻喜剧风格。当然剧中也有很多感人的地方,但主要风格是轻喜剧,很多桥段都是带有幽默感、生活化的片段。
Q、作为导演,您觉得《老闺蜜》向当下观众传递了怎样的主题价值观?
A:《老闺蜜》聚焦的是全球老龄化问题,展现了一些老龄社会的现象,也是想告诉大家:老,不可怕,每个年龄段,都有每个年龄段的美好。我们要去学会享受,不要因为焦虑错过了这个年龄段该有的那种东西。另外,我也希望年轻的观众看到这部剧后会觉得原来老不可怕,我希望老了后,也过这样的生活。我最近看了一些网友的评论,有这样的反馈声音,我很高兴。
生活就是这样,我们既是演员,也是观众
Q:您和您母亲的感情特别深,《塬上》获奖后,您在莫斯科领奖时当众说要把这个大奖作为母亲的生日礼物。您母亲说过一句话让您印象深刻:如果你的脸上满是笑容,就腾不出地方流泪了。在您眼里,母亲是个怎样的人?拍完《老闺蜜》,您是不是对您母亲有了更深的感情和认识?
A:我弟弟有句话说得特别有意思。我弟弟看了第一集之后,跟我妈说:“这五个人里面,都有你的影子。”其实你创作一个东西,你肯定会从身边人中汲取一些东西。这五个老太太里,我妈的确都有这个影子。母亲对孩子的影响,是巨大的。我当导演,学拍片,走影视这条路,都跟我妈有特别重要的关系,她非常支持我。
Q:《老闺蜜》其实说的是一种活法,一种人生态度。人的一生,渡情渡难渡心方能渡自己。您认可这个观点吗?你怎么看待人生和老去?
A:我就觉得享受生活,享受当下。生活中的每一刻都很精彩,不要因为叹息自己的青春易逝,而错过了今天的美好。我觉得无论是生老病死、爱恨别离,只要我们能用一个平常心去看它,其实都会无比美好。就像我们看电视剧,当你跳开,置身度外地去看剧中的悲喜,你都会从中获得一种享受。生活就是这样,我们既是演员,也是观众,只要你用一种观众的心态去面对,你的生活就会很精彩。
Q:您是教授、导演、编剧,既拍电影也拍电视剧。在您看来,拍电影和拍电视剧哪个挑战性更大?即便是电视剧,您的作品也有鲜明的电影拍摄手法和高级质感,风格独特。从创作角度出发,您怎么看您影视作品中的“共性”与“个性”?
A:影视都是用视听语言讲故事,这没什么区别。但在拍摄上,各有各的难处。就像短篇小说和长篇小说,写长篇和写短篇要的那个劲不一样,有的人是两个都行,有的人只能顾一头。应该说,电视剧更看重的是那种长篇结构,你要在四十集左右的一个体量之间,找到它起承转合的高潮点,同时你还要在每一集中找到这个高潮点。这个过程中有众多的人物,有人物关系以及关系的变化,还有主要人物在大事件中的这种起承转合,每一个人物都要把握,所以在这方面,拍电视剧其实很累。
电影则是另外一种。因为它的篇幅不长,所以你的表达必须言简意赅,不能有废话。比如拍电视剧,一个屋子里可能有50场戏,这50场戏在调度上势必会重复。但是拍电影,这个屋子里只有5场戏,那这5场戏除非我故意要求他重复,有一种味道。除此之外,你必须要想出新的办法去解决这件事,它是有不同的劲。
Q:无论是电影还是电视剧,你的作品基本都是现实题材,聚焦的主题也都相对边缘,并非流行性题材,有人称您是“现实题材导演先锋”。您为何如何偏爱拍摄现实题材?有人说在您的作品里看到的是“孤独”。这种孤独的逆潮流创作和犀利却现实的主题会延续下去,成为您作品的主旋律吗?
A:我觉得中国现在的社会,日新月异,尤其是改革开放以后,中国的变化太大了。每天沸腾的生活中,有太多的故事,根本拍不完。我每天都身处其中感受着,很受触动,所以我就更喜欢拍现代的东西、现实的东西。
关于作品中的“孤独”,这是评论家评价的,我自己并没有这个意识,我也不想用这个东西把自己捆住。其实只要是你自己喜欢的东西,自己去做的时候,它自然会带出你的个性和喜好。
真正做到文化自信,你面对世界时,才能有底气
Q:您是导演,也是北京电影学院导演系的教授,是国内典型的“学院派”导演。您觉得“学院派”导演最大的特点或优势是什么?作为导演系教授,您在实际教学中,怎么看目前中国导演的培养模式和产学研成果?
A:学院派导演,我觉得有一个好处是你在给学生讲课的时候,不得不去逼着你去回顾和总结自己的创作。这是教学相长的,你从学生那里,也会获得很多的营养、新鲜的血液。另外,在教学过程中,这也让你不断接触到更新更好的,包括国际上的一些新观念,新的创作方法等。毕竟在学校里,我们跟国际上的沟通和交流比较多,这会让你不断地往前进步,然后又把创作得到的经验和教训,反馈给教学,又去帮助学生在这上面提升。当导演和当老师,都是我比较热爱的工作,不仅不冲突,还能互相帮助。
产学研方面,北京电影学院在电影艺术院校中的国际排名基本能排到第三,前两名是纽约电影学院和南加州大学电影艺术学院。北京电影学院的高排名,不是因为学校占地多少,有多少学生,而是看你的培养成果。以北京电影学院导演系为例,培养了太多优秀导演人才。现在活跃中国电影界、电视剧界的很多著名导演和年轻新秀,大多数都是北京电影学院培养的,比如著名导演曹保平、薛晓璐等。此外文学系出来的编剧,摄影系培养出的摄影师,美术系出来的电影美术,录音系出来的录音师们,拿了很有国际大奖。整体来看,北京电影学院为中国电影事业,为电影界各个行业,不断充实着最新鲜的血液,这是我们学校非常独特的地方。
Q:现在中国影视界新人辈出,有才华的导演不断涌现,拍摄出很多令人惊艳的优秀作品。从中文系到导演系,从拍电影到拍电视剧,你也是这样一路走过来的。从您的老师谢飞、郑洞天那辈导演到您这批导演,再到文牧野、路阳、郭帆、毕赣这些青年导演,你怎么看中国导演的传承与创新?
A:我从一个中文系的毕业生,从一个有文学思维的人,最后转到有影像思维的影视导演这个过程中,我特别感谢北京电影学院的老师们对我不断的鞭挞。我记得我第一次做肖像作业的时候,作业连续三次被退回来。我实在想不明白,老师也不告诉你原因,就让你自己琢磨。后来老师看我实在想不出来了,他说你所有文字表达的,写在纸上的东西,都得是我能拍出来的。比如饱经风霜怎么拍?你要写“他脸上有深深的皱纹”就可以。我一下就明白过来,我要用影像来讲故事,而不是文字。这个过程是用了将近两年的时间去脱胎换骨,扒一层皮是很难受的,但是这个过程对于我来说,却是最受益的地方。我1998年刚毕业,跟着谢飞老师去拍一部电影。从看小说到写剧本,一直到影片拍完,我做他的执行导演,参与了整个过程,所有的点点滴滴,都学到了。现在我的工作方式很多都是谢飞老师教我的,传承下来的,而且这是非常专业的,过去电影厂的电影拍摄方式,非常有效。
郑洞天老师是我的博士生导师。我拍的片子他基本都看,看完之后,他就提纲挈领,一两句话点醒你,有些你没有意识到的问题,他一下就说出来了,你会觉得他将你往上拎了一个层次。现在我也做老师,我也把我的这些经验和教训传给我的学生们。看到他们能够得奖,他们成才,那种喜悦我感受到了。这种愉快跟自己得奖不一样。这就是传承,我觉得中国电影就是这样一代代走下去。
Q:您入行20多年,导演的作品拿了很多国内外大奖,尤其是电影《塬上》斩获2017年第39届莫斯科国际电影节最高奖——圣乔治金奖最佳影片奖。这是华语电影迄今在莫斯科国际电影节上取得的最好成绩。你也因此成为中国四个获得国际A类电影节最⾼奖的导演之⼀。你认为中国电影能够赢得国际认可的原因是什么?在“中国文化走出去”战略下,中国影视作品如何更好地走向世界?
A:我的作品得过国际奖,我本人也做过国际电影节的评委。在我看来,衡量一个电影好坏的标准,基本上看两点:第一点是你对这个事情挖得深不深,你的看法是否独特?第二点,你的作品在视听语言上是否有创新?像《塬上》当时获奖就是因为在第一点上,我对污染这个问题有一个独特的认识。另外在视听上面,我放弃了色彩、放弃了音乐、又放弃了运动,等于别人有七个武器,我只有四个。视听语言一般都是七元素。我将三个元素放弃掉,只用四个元素讲故事,我往下做减法,这个比较独特。
另外,我强烈感觉到,在中国五千年文化的基础上,只有你真正做到文化自信,你在面对世界时,才能有底气。你的背后是五千年的文化,这是真的,你不能虚张声势。当你的内心有一种文化自信,那个作品出来的感觉是不一样的,这是我自己的一个体会。
Q:接下来,您还有哪些拍摄计划?
A:我刚刚完成了一部文艺电影叫《追月》,呈现了一个中国电影史上,至少我看过的电影当中,还没有的一个母亲形象。大多数母亲都含辛茹苦,为了家庭操碎了心,但这个母亲完全不一样,非常独特,是何赛飞老师演的。
